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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福林：“自由贸易区模式符合海南发展趋势” |
|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发布时间：2009-05-18 11:39 责任编辑：海南旅游数字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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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夜难眠，苦思良策，由我来承担责任。”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上，迟福林对本报记者回忆当年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身为海南体改委主要负责人的他如何推进改革。
“内在体制机制的变革依赖于开放的进度和程度，海南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倒逼’的过程。”4月底，迟福林又在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给记者勾勒海南“自由贸易区”的宏大图景。
海南特别关税区的构想、洋浦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农垦改革的蓝图、国际旅游岛的方案建议……迟福林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都一直参与其中，并积极谏言献策。
所有一切的开始还要回到20多年前。1986年，年轻的迟福林在中央机关办公室里坐不住了，他坚持到改革的最前沿去。“带着中央的介绍信来到海南，当时是满怀信心、踌躇满志。”迟福林回忆说。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迟福林走马上任海南省体改委主要负责人。
“去的时候说是锻炼两年，两年不到，我就决定留在海南。”迟福林很早就参与了国家体改委筹建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的工作。1989年，国家体改委所属的研究和培训机构先后被撤并后，海南省政府、国家体改委决定开办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当时形势很明显，海南将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试点。”
现在，成立了近17年的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已经成为琼岛，乃至全国的改革智囊中枢之一。在过去的21年里，喜欢腾挪的迟福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为了保持中改院改革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我们从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财政支持”。
最早的“自由贸易区”梦想
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就讲，海南岛有很多重要的资源，我们要开发海南岛。两年之后，老人家会见外宾时透露，我们准备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迟福林从来没到过海南，但当时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的迟福林很清楚，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海南要建成一个省，要办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21世纪》：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慢慢拉开；20年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应该说，这个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映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中央对海南这个经济特区的定位是怎样的？
迟福林：在1987年底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会议来讨论海南办特区的发展模式。最早的提议是，把海南建成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
《21世纪》：最近，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这一段时间里，关于海南自由贸易区的说法又多了起来。
迟福林：当时的想法是，为实现以利用外资为主加速海南的开发建设，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
从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到1989年1月，再到199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正式向中央请求在海南设立特别关税区，这和今天的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很相似。
后来，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后，海南方面也把研究海南特别关税区问题重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加上自身估计的不足，失去一次重要机遇，使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21世纪》：曾经提议的搁浅，对今天重提海南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愿景产生怎样的影响？
迟福林：当时的构想就在全岛上下引发热议，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构想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响应，就说明这个重大的选择是符合客观要求和趋势的。
未来考虑海南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两个基准点：一个是地理优势，它是中国靠近东南亚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能够链接中国与东南亚、链接大陆与台湾；另一个是它的旅游优势，现在的海南旅游的国际化提供了旅游投资自由化的空间，它能够担当服务业开放的试点。
我认为，应当加快制订和落实国际旅游岛建设具体行动规划：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国际旅游岛的制度框架；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旅游岛。
海南如何比深圳还要“特”
“那情景长时期在记忆里。”迟福林回忆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那一幕，“我也很受感动。”
那之前，迟福林把海南岛看成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我对它了解很少”。
那之后，迟福林经常在晚上到海口的街头，看到很多人在路边搭个铺就睡觉。这些热血青年，对海南的改革开放满怀憧憬。他们用两个砖块、用一个小盆煮煮面条，来打发一个晚饭，但是精神状态绝不一样，大家谈论的都是海南岛的明天，谈论的都是一些大事情，有一种激情在激励着他们。
《21世纪》：您是因为怎样的契机来到海南的？当时的海南求贤若渴，很多热血青年怀揣“海南梦”到这里来“闯海”。
迟福林：我和许士杰和梁湘都认识。(记者注：许士杰，第一任海南省委书记，原广州市委书记；梁湘，第一任海南省长，原深圳市委书记)
许士杰、梁湘都是豁达开放型的老干部。1985年我在深圳调研的时候，就接触到梁湘。两个老人只想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地区、那个地方如何能最快发展。
1987年10月份的时候，许士杰书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来海南，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是1987年确定和许士杰书记一起来海南岛工作。
我当时就想，只要组织上工作解决了，我就一定跟你们去。
《21世纪》：您刚来海南，让您从事什么工作呢？那个时候，海南就象征着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到这里工作，就意味着到开放的“前线”来了。海南岛怎么“特”，比深圳还要“特”？
迟福林：还没在海南岛落脚之前，他们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要我帮他们思索。
当时我还在中央机关做改革研究。他们就让我主持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要来研究“特”这件事情。我就带着中央的介绍信跑到海南，满怀信心、踌躇满志。
《21世纪》：很多有为的年轻人，也是在那个时候“满怀信心、踌躇满志”来的。海南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呢？
迟福林：一建省，我们先是打破了原来干部制度的框架，不拘一格、千方百计的吸引人才成为海南当时改革的第一位。
那个时候，人们都讲档案。你去哪里都要带着档案，单位要是不放你，就不让你取走档案。但是我们不讲。不管你有没有档案，来我们这边都欢迎。因此，很多专业技术人才，那个时候纷纷来到海南，在海南当地建立档案，没有户口限制，没有档案限制。
第一次党代会就提出市场经济
“那会儿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迟福林给我一纸批示，说国家允许股份制改造，于是，海南航空就走上了资本市场兼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海航董事长陈峰回忆说。
迟福林告诉记者，1992年，航空业不允许搞股份制，更不允许搞国外合资，他为此彻夜难眠，苦思良策。“最后由我来担责任，连夜在那份没有经过任何会议讨论的文件上签了字。”
《21世纪》：区域的开放摸索，跟中央对地方的授权有关。海南在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国家并没有因为“海南汽车事件”收缩对海南的政策支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的政策“利好”还有哪些？
迟福林：1988年4月到5月，中央国务院给海南两个文件，一个24号文件，一个26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当时尽管没有实现所谓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文件当中应该说已经在某些方面体现了一个“特”字，比如说海南岛不规定以哪种所有制为主，1988年就可以宣布以多种所有制为主体，平等竞争、竞相发展。
1988年的文件就规定海南岛可以搞股份制，当然还有一些开放的政策。不过，也有遗憾。我觉得由于各方面的认识不一样，最可惜的是没有把当时构想的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
《21世纪》：中央提供了改革的空间，而海南是如何利用和突破这个空间的界限。这个过程中，海南是怎么做的？
迟福林：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就提出市场经济。
实际上，那个时候，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尽管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大思路，但市场经济并没有得到承认。可是海南岛党代会报告就明确提出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
还有更大胆的——1988年，所有在海南注册的企业都有进出口权，这个和国家的外贸政策有相当大的矛盾。但是这样一个政策一公布吸引了相当多的企业来海南注册、登记。
《21世纪》：您连续提了两个“大胆”。这些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直接体现了海南最早的改革践行者的勇气和智慧。那么，海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什么样的探索？
迟福林：很早的时候，海南在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做出了比较明确的思路。在1988年的党代会报告提出几个想法，比如说海南办特区，想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下，我们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我们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且明确提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方针。到今天我想大家可能对它都还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当时一些事业机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模式
迟福林印象最深的改革是海南“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他眼里，海南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而对于许士杰和梁湘这些海岛上的改革者，迟认为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所谓”。
这些六十多岁才来到海南的老人，心里很清楚，中央让他们来干什么，就是给特区打个基础。他们头脑里已经没有做官、保官、升官的念头，就是按照小平的意图来海南为建特区打个好的基础。
《21世纪》：不论您是在海南体改委主要负责人的“官职”上，还是您在中改院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位”上，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改革举措是什么？
迟福林：是“小政府、大社会”。海南岛的小政府是对着大市场、大社会的。我觉的，只有一个确定的领域来限定政府的职能，而这种限定又能让它在市场和社会面前，是精干的、有效的、公正的。这个时候，社会组织也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所以，海南岛“小政府、大社会”的这样一套模式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中需要总结和借鉴的。
《21世纪》：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30年，海南的改革走了20年，而在未来的20年、30年，区域和全国的改革还要继续走下去。您亲身经历并积极的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行动。您从海南改革的经历，如何看中国的改革？
迟福林：海南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这个缩影中最重要的就在于什么时候你改革开放的力度大，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活力就强，发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你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地方肯定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
从一个岛屿经济发展的历程上来看，的确是一个开放背景下内部改革的过程。这是一个倒逼的形式。如果没有一个开放来倒逼，就很难在内部产生很大的推动力。海南作为一个岛屿，内在的体制机制的变革依赖于开放的进程和程度。
要实行大开放的战略，用这种大开放来服务于大改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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