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指出，这五个方面的转变包括：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兼顾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到架桥修路、引纳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市政大计;大遗址保护也从仅靠文物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行为，提升为得到广泛理解和参与的社会文化公益事业。

　　“这些转变，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反映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反映了民众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眷念，更反映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社会文化事业卓有成效的运筹和把握。”单霁翔说。

　　据悉，目前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开展，包括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在内的“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已初步确立。